文献速递｜生物可降解封堵器和金属封堵器在治疗PFO患者偏头痛中的安全性、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对比

2025-11-18 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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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合肥高新心血管病医院团队在《Frontiers in Neur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聚焦比较生物可降解封堵器与传统金属封堵器治疗卵圆孔未闭（PFO）相关偏头痛疗效与安全性的文章。

DOI：10.3389/fneur.2025.1677536

研究回顾性纳入133例PFO相关偏头痛患者，其中56例接受生物可降解封堵器治疗，77例接受金属封堵器治疗。结果显示，术后12个月随访期间，两组患者在偏头痛症状改善（MIDAS评分及每月发作天数）及安全性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表明生物可降解封堵器在短期疗效与安全性上与金属封堵器相当。多因素分析进一步提示，术前偏头痛严重程度、静息右向左分流及血小板比容是预测封堵术后症状缓解的共同因素。本研究为生物可降解封堵器在PFO相关偏头痛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初步临床证据。

摘要

目的

比较生物可降解封堵器与金属封堵器在治疗卵圆孔未闭（PFO）相关偏头痛中的疗效与安全性，并分析偏头痛发作缓解的预测因素。

方法

采用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2021年1月至2024年6月合肥高新心血管病医院确诊的133例PFO相关偏头痛患者，其中56例接受生物可降解封堵器治疗，77例接受金属封堵器治疗。收集术前基线资料，采用偏头痛失能程度评估量表（MIDAS）和每月发作天数评估症状，以及术后随访1年疗效评价。有效性定义为偏头痛症状完全消失或每月发作天数减少≥50%。

结果

两组术后MIDAS评分（可降解组：10.45±9.19vs.金属组：11.32±9.62，p=0.453）及每月偏头痛发作天数（可降解组：2.09±1.58天vs.金属组：1.87±1.43天，p=0.506）均无统计学差异。各组术前术后MIDAS评分与每月发作天数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围术期无严重并发症，轻微不良事件例数过少无法统计分析。多因素分析显示，术前MIDAS评分、每月偏头痛发作天数、静息右向左分流（RLS）和血小板比容（PCT）是两种封堵器术后缓解的共同独立预测因素；此外，C反应蛋白（CRP）为金属封堵器组缓解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

PFO封堵术可显著改善PFO相关偏头痛患者的症状。生物可降解封堵器与金属封堵器在术后12个月的疗效与安全性相当。基线偏头痛更严重、存在静息RLS和PCT升高的患者可能从封堵术中获益更大，而对于使用金属封堵器的患者，CRP水平较低可能预示着预后更佳。生物可降解封堵器可能成为特定人群（如年轻患者或镍过敏者）的更优选择。

1 引言

成年卵圆孔未闭患者大多数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且PFO的血流速度通常较小，因此人们认为PFO不会在早期引发严重的临床疾病。但随着多项研究的发现，PFO可能会诱发多种临床疾病，包括隐源性卒中、潜水员减压病和偏头痛（4,5）。

偏头痛严重影响中青年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但由于缺乏相关发病机制的信息，偏头痛的疗效受到限制（9）。近期研究强调了右向左分流（RLS）的重要性，尤其是血管活性物质以及静脉血和微栓子，通过卵圆孔未闭（PFO）通道绕过肺循环代谢，进入动脉血后成为偏头痛的触发因素。同时，一些化学物质和激素未经过肺循环代谢直接进入血脑屏障，从而引发偏头痛（11）。

目前，经皮导管封堵卵圆孔未闭已成为部分患者的首选治疗策略，因其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经济且安全等优点。然而，镍钛金属制成的传统封堵器在治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镍释放、组织侵蚀和压迫等问题，从而导致过敏、房室传导阻滞甚至心脏穿孔等严重并发症（12,13）。与传统金属封堵器相比，可降解封堵器由聚对二氧环己酮（PDO）丝材制成的骨架和聚乳酸（PLA）制成的阻流膜组成，其中聚乳酸降解速度相对较慢。PDO和PLA可完全降解并从体内排出，不会引起持续性炎症或毒性反应，避免了金属盘的长期压迫，从而降低了器械侵蚀周围结构、金属过敏或血栓形成等长期并发症的风险（14–16）。

目前，卵圆孔未闭（PFO）封堵术，尤其是使用可降解封堵器，可能为偏头痛患者带来潜在的治疗益处，具有重要的临床探索价值（17）。然而，关于可降解PFO封堵器在改善术后偏头痛症状方面的有效性和长期安全性，目前的研究数据仍有限。本研究旨在通过术前标准化问卷调查和术后系统随访评估，比较可降解封堵器和金属封堵器对PFO封堵术后患者偏头痛症状影响的差异。此外，本研究还将分析两种材料制成的封堵器术后偏头痛改善的预测因素之间的差异，来为临床患者诊断和治疗策略提供更好的选择。

2 方法

PFO封堵手术

术前15分钟静脉给予预防性抗生素。手术过程中，患者平躺在手术台上。使用利多卡因对右侧腹股沟进行局部麻醉。选择右侧股静脉路径，插入6F静脉鞘。根据患者体重（80-100 IU/kg）给予肝素（18）。将其更换为8.5F Swartz鞘管，并送至上腔静脉。鞘管尖端指向房间隔。当出现落空感时，尝试将导丝通过卵圆孔送入左肺静脉。然后，送入加硬导丝和10F-16F输送鞘，并沿输送鞘送入封堵器。展开左伞盘后，后撤鞘管；随后展开右伞盘。确认封堵器无移位后，进行后续操作。对于可降解封堵器，在超声确认封堵器贴合于左心房间隔后，牵拉成型线尾部使封堵器锁定成型并紧密贴合房间隔，随后进行后续操作（图1）。手术中使用的可降解封堵器均来自上海形状记忆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图1.（A）在X线透视下释放可降解卵圆孔未闭封堵器前；（B）在X线透视下释放可降解卵圆孔未闭封堵器后；（C）术中经胸超声心动图（TTE）释放可降解卵圆孔未闭封堵器前；（D）术中经胸超声心动图（TTE）释放可降解卵圆孔未闭封堵器后。

PFO封堵和术后随访

所有患者均使用封堵器封堵卵圆孔。所有接受手术的患者术后均接受标准剂量的低分子肝素治疗48小时，并服用阿司匹林6个月，服用氯吡格雷3个月。在卵圆孔封堵术后1个月、6个月和12个月时进行经胸右心声学造影（cTTE）检查。如果cTTE检查结果为阴性，则认为在再次注射造影剂5秒后无右向左分流（RLS）。在Valsalva动作下，记录5个心动周期内左心房内的微泡信号数量。无微泡信号视为无残余分流；每帧1至10个微泡信号视为轻度残余分流（Ⅰ级）；每帧11至30个微泡信号视为中度残余分流（Ⅱ级）；每帧超过30个微泡信号视为重度残余分流（III级）。在随访期间，每位患者需通过电话或在门诊部于每个时间点的±5天内记录每月的MIDAS评分以及偏头痛发作次数，同时记录是否有任何严重的术后并发症（如封堵器脱落或移位、显著的心包积液、新发心律失常等）。所有数据均由其他医院工作人员收集。封堵术后偏头痛改善的定义：1.症状完全消除；2.每月偏头痛发作次数减少50%（19）。有效闭合且有明确的操作流程，无残留分流或仅有轻微残留分流（20）。

数据分析

相关数据使用SPSS 26.0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构成比进行统计。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测量数据，相关结果以均值±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于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数据，采用 Wilcoxon秩和检验。分类变量的数据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对与术后偏头痛改善相关的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将p<0.05的指标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著性水平α=0.05，p<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研究结果

患者基本信息

术前共纳入145例患者。其中60例患者纳入可降解封堵器组，85例患者纳入金属封堵器组。在可降解封堵器组中，1例患者术前放弃手术，3例患者失访。在金属封堵器组中，2例患者术中出现心包填塞，1例患者因导丝无法通过而放弃手术，5例患者失访。因此，共有133例患者成功植入封堵器并完成了随访。其中，56例患者成功植入了可降解封堵器，77例患者成功植入了金属封堵器。表1显示了入组患者的相应基本信息。两组在年龄、性别、体重指数、高血压、糖尿病、吸烟、超声心动图和血液学指标方面均无显著差异。术前MIDAS评分和每月发作天数相似且匹配（p>0.05，表1）。

表 1 患者特征

LVEF，左心室射血分数；LAD，左心房直径；LVDS，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LVDD，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cTEE，右心对比经胸超声心动图；静息时 RLS，静息状态下右向左分流；DD，D-二聚体；WBC，白细胞计数；RBC，红细胞计数；HB，血红蛋白；PLT，血小板计数；PCT，血小板比容；MPV，平均血小板体积；PDW，血小板分布宽度；CRP，C 反应蛋白；TG，甘油三酯； GLU，葡萄糖；LDL，低密度脂蛋白。

经导管介入封堵预后

在两组患者植入卵圆孔未闭封堵器的过程中，生物可降解封堵器组有1例患者术中出现低血压，2例患者在卵圆孔穿刺后成功植入封堵器（术中导丝无法通过卵圆孔未闭处，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后，患者家属同意并签字确认进行卵圆孔穿刺）。金属封堵器组有3例患者术中出现短暂性房室传导阻滞，术后24h内恢复。其余患者术后24h内均进行了床旁心电图检查，未发现房颤、房扑、房室传导阻滞或室性心律失常。术后有2例患者出现少量心包积液，均未接受治疗，心包积液自行吸收。1例患者术后出现发热。未出现严重并发症，如冠状动脉空气栓塞、植入装置上的血栓形成、持续性心律失常、与植入装置相关的血栓栓塞、心脏穿孔、感染性心内膜炎等。手术中使用的可降解封堵器均来自上海形状记忆合金材料有限公司，金属封堵器均来自于北京华医盛杰有限公司。生物可降解封堵器组封堵器的应用情况如下：18mm（n=4）、18-24mm（n=2）、24mm（n=29）、28mm（n=20）、34mm（n=1）；金属封堵器组：18mm（n=19）、18-24mm（n=7）、18-25mm（n=6）、24mm（n=21）、25mm（n=6）、28mm（n=10）、30mm（n=7）、34mm（n=1）。

PFO封堵的随访安全性评估

在此期间，所有随访患者均未接受其他药物或手术治疗。所有患者均按研究要求接受了标准化的抗血小板治疗，且无患者自行停药。随访期间，所有封堵器均在位，未发生严重并发症。术后1个月内，两组患者均报告了轻微不良事件。在可降解封堵器组中，有8例心悸，3例胸闷。在金属封堵器组中，有12例心悸，5例胸闷，2例乏力，1例呼吸困难。对于报告心悸的病例，均进行了心电图（ECG）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在6个月的随访检查中，大多数患者的不良事件相关症状已消退。

残余分流评估

在1个月的随访期间，生物可降解封堵器组的52名患者复查了经胸右心声学造影（cTTE）。其中8名患者有I级分流，4名患者有II级分流，其余患者未见明显分流。金属封堵器组的70名患者复查了cTTE。其中13名患者有I级分流，8名患者有II级分流，其余患者未见明显分流。两组的残余分流率相似（生物可降解封堵器组对比金属封堵器组：7.7%对比11.4%；p=0.493）。在6个月的随访期间，生物可降解封堵器组的45名患者复查了cTTE。其中8名患者有I级分流，3名患者有II级分流，其余患者未见明显分流。金属封堵器组的63名患者复查了cTTE。其中10名患者有I级分流，7名患者有II级分流，其余患者未见明显分流。两组的残余分流率相似（生物可降解封堵器组对比金属封堵器组：6.7%对比11.1%；p=0.432）。在1年的随访期间，生物可降解封堵器组的38名患者复查了cTTE。其中，7例患者出现Ⅰ级分流，1例患者出现Ⅱ级分流，其余患者未见明显分流。在金属封堵器组中，51例患者复查了经胸超声心动图。其中，8例患者出现Ⅰ级分流，4例患者出现Ⅱ级分流，其余患者未见明显分流（图2）。两组的残余分流率相似（生物可降解封堵器组对比金属封堵器组：3.6%对比7.8%；p=0.291）。

图2.(A)术后即刻TTE显示封堵器三明治结构；封堵器清晰可见，并与房间隔同步运动；（B）术后即刻TEE可见左盘呈圆形轮廓；（C）术后1个月，TTE显示封堵器三明治结构；封堵器清晰可见，并与房间隔同步运动；（D）术后1个月，TEE可见左盘呈圆形轮廓；（E）术后3个月，TTE显示封堵器三明治结构；封堵器清晰可见，并与房间隔同步运动；（F）术后3个月，TEE可见左盘呈圆形轮廓；（G）术后6个月，TTE显示封堵器清晰可见，封堵器轮廓模糊，三明治结构逐渐模糊，且与房间隔同步运动；（H）术后6个月，TEE可见左盘呈圆形轮廓，封堵器逐渐降解；（I）术后1年，TTE图像不够清晰，封堵器三层结构消失；（J）术后1年，TEE显示封堵器处有再生组织，再生组织与房间隔隐约形成三层间隔。

偏头痛缓解度对比

比较两组患者术后MIDAS评分（可降解封堵器组：10.45±9.19对比金属封堵器组：11.32±9.62，p=0.453）以及术后每月偏头痛发作天数（可降解封堵器组：2.09±1.58天对比金属封堵器组：1.87±1.43天，p=0.50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可降解封堵器组中，术前MIDAS评分为37.80±7.30，术后为10.45±9.19，p<0.05；术前每月偏头痛发作天数为5.86±1.54天，术后为2.09±1.58天，p<0.05。在金属封堵器组中，术前MIDAS评分为40.05±7.75，术后为11.32±9.62，p<0.05；术前每月偏头痛发作天数为5.92±1.84天，术后为1.87±1.43天，p<0.05。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MIDAS评分以及每月偏头痛发作天数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表1）。

根据将偏头痛完全消除或每月发作天数减少≥50%定义为偏头痛改善的标准，生物可降解封堵器组和金属封堵器组分别被分为缓解组和非缓解组。

生物可降解封堵器组根据术后一年偏头痛是否改善分为缓解组和未缓解组。通过比较两组术前基线数据，发现两组在术前MIDAS评分、术前每月发作天数、cTTE分流分级、静息时是否出现RLS以及PCT方面存在差异。当将上述指标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时，发现术前MIDAS评分（p=0.049）、每月头痛发作天数（p=0.037）、静息状态下存在右向左分流（RLS）（p=0.046）以及PCT（p=0.039）是可降解封堵器组患者术后偏头痛缓解的独立危险因素（表2、3）。

表 2 可降解封堵器治疗后的偏头痛缓解组与未缓解组的基线数据

LVEF，左心室射血分数；LAD，左心房直径；LVDS，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LVDD，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cTEE，右心对比经胸超声心动图；静息时RLS，静息状态下右向左分流；DD，D-二聚体；WBC，白细胞计数；RBC，红细胞计数；HB，血红蛋白；PLT，血小板计数；PCT，血小板比容；MPV，平均血小板体积；PDW，血小板分布宽度；CRP，C反应蛋白；TG，甘油三酯；GLU，葡萄糖；LDL，低密度脂蛋白。

表 3 可降解封堵器治疗后的偏头痛缓解组与未缓解组的多变量分析

RLS at rest，静息状态下右向左分流；PCT，血小板比容；Coef，系数；SE，标准误；OR，比值比；CI，置信区间。

金属封堵器组根据术后一年偏头痛是否缓解分为缓解组和未缓解组。通过比较两组术前基线数据，发现两组在术前MIDAS评分、术前每月发作天数、cTTE分流分级、静息时是否出现RLS、CRP和PCT方面存在差异。将上述指标纳入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后发现，术前MIDAS评分（p=0.049）、术前每月发作天数（p=0.011）、静息时是否出现RLS（p=0.049）、CRP（p=0.045）和PCT（p=0.010）是金属封堵器组术后偏头痛缓解的独立危险因素（表4、5）。

表 4 金属封堵器治疗后偏头痛缓解组与未缓解组的基线数据

LVEF，左心室射血分数；LAD，左心房直径；LVDS，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LVDD，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cTEE，右心对比经胸超声心动图；静息时RLS，静息状态下右向左分流；DD，D-二聚体；WBC，白细胞计数；RBC，红细胞计数；HB，血红蛋白；PLT，血小板计数；PCT，血小板比容；MPV，平均血小板体积；PDW，血小板分布宽度；CRP，C反应蛋白；TG，甘油三酯；GLU，葡萄糖；LDL，低密度脂蛋白

表 5 金属封堵器治疗偏头痛缓解组与未缓解组的多变量分析

静息RLS，静息状态下右向左分流；PCT，血小板比容；CRP，C反应蛋白；Coef，系数；SE，标准误；OR，比值比；CI，置信区间

4 讨论

本研究纳入133例症状性偏头痛患者，其中56例患者使用了可降解卵圆孔未闭封堵器，77例患者使用了金属卵圆孔未闭封堵器，围手术期无严重并发症。术中经胸超声心动图有效引导并确认封堵器定位以及其与周围组织的毗邻关系，为手术的安全性提供了充分保障。术后6/12个月随访显示，两组患者心房分流基本消失，MIDAS评分均显著降低，提示PFO封堵术可有效改善偏头痛症状。在12个月的随访期间，与金属封堵器组相比，使用可降解封堵器的患者在MIDAS评分和每月偏头痛发作次数方面未观察到显著差异。由此可见，使用可降解封堵器治疗偏头痛患者的改善程度仍能达到理想水平，不逊于金属封堵器，且不存在长期金属离子释放、组织压迫等问题。长期来看，偏头痛的复发率可能低于金属封堵器组。同时，可降解封堵器组在手术期间及术后出现的轻微不良反应少于金属封堵器组。然而，由于相关数据有限，无法进行统计分析，可能存在结果偏差。后续需要更多中心和更大样本量的研究进行分析。

本研究组间基线特征（性别、年龄、体重指数、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及心脏射血分数）无显著差异，提示这些因素并非术后偏头痛缓解的主要影响因素。卵圆孔未闭（PFO）作为潜在通道，在右心房压力升高时可开放，导致右向左分流，在此状态下，静脉系统或心脏腔内存在的血栓或微栓子可经PFO进入左心系统，引发反常栓塞（21），这些栓子通过体循环进入脑动脉，造成脑栓塞，是隐源性卒中（CS）的重要机制（22）；同时，血管活性物质及微栓子绕过肺循环代谢，从而在脑内积聚并引发症状。此外，微栓子通过PFO通道迁移到脑动脉的远端分支，可能导致脑缺血或皮质扩散抑制，从而诱发偏头痛（23）。许多研究表明，约50%的有先兆偏头痛与PFO相关（24-26）。

PFO封堵术治疗偏头痛的疗效尚存争议。尽管MIST、PRIMA和PREMIUM三项随机对照试验均报告了阴性结果（19, 27, 28），但目前尚无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证实卵圆孔未闭封堵术对偏头痛的确切疗效。多项单中心研究及临床观察显示PFO封堵术可有效减轻偏头痛发作频率、强度及持续时间（3, 29, 30）。当前观点认为，经严格患者筛选及规范手术操作，经皮PFO封堵术可作为部分偏头痛患者的治疗选择（20, 31-33）。

作为传统选择，金属封堵器的长期安全性面临挑战，包括金属离子释放、持续性心内膜刺激、血小板活化可能诱发或加重偏头痛，以及其永久存留可能妨碍未来经房间隔的左心介入路径（34–36）。这些问题促使研究人员探索更符合生理愈合过程的新封堵策略——可降解封堵器（如MemoSorb^®）的发展，其核心创新在于生物材料特性以及植入后起到临时桥梁功能的设计理念（37）。该器械在完成组织支撑使命后（约6-12个月）可降解为CO₂和H₂O被机体吸收，理论上实现无异物残留，从而规避金属相关长期风险（38,39）。然而，其降解速率与内皮化进程的匹配性、降解过程中的炎症反应及对神经血管的长期影响，仍是亟待明确的关键问题。

既往研究表明，即便经过严格患者筛选，部分患者PFO封堵术后偏头痛改善仍不显著。王（31）和赵（18）分别对金属封堵器植入术后偏头痛是否缓解进行了多变量相关性分析，并建立了一种用于预测卵圆孔未闭封堵术后偏头痛缓解影响因素的诺模图模型。然而，这些模型均基于金属封堵器，可降解封堵器的疗效影响因素及其与金属封堵器的差异尚属未知。

多因素分析显示，术前MIDAS评分、术前每月发作天数、静息时RLS以及血小板比容（PCT）是两组患者术后偏头痛缓解的相同独立危险因素，提示基线偏头痛负荷大、存在静息分流及血小板参数异常者获益更显著。此外，金属封堵器组中，较低水平的C反应蛋白(CRP)是其特有的独立预测因素。这表明两种封堵器的疗效预测因素既存在重叠（偏头痛严重程度、RLS、PCT），也存在差异（金属封堵器组额外受炎症指标CRP的影响）。

研究发现，术前静息状态下有分流的患者在卵圆孔未闭封堵术后偏头痛症状均显著改善，且与所用封堵器类型无关。然而，经胸超声右心声学造影（cTTE）的分流分级仅在单因素分析中具有显著性，在多因素分析中并非独立预测因子。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仅纳入分流Ⅱ级及以上患者，对于II级和III级及以上的患者，cTTE分级可能无法显著区分其在工作和生活中通过静脉血的诱发偏头痛物质的数量和量。直接封堵PFO通道可有效减少这些物质进入体循环，从而改善偏头痛，此机制与既往研究关于PFO分流与偏头痛相关的发现一致（25, 26）。

本研究发现血小板比容（PCT）升高是PFO封堵术后偏头痛缓解的独立预测因素。PCT（=血小板计数×MPV/10000）是反映血小板形态、总体分布及增殖能力的指标（40）。既往研究显示偏头痛患者存在血小板参数异常（41），可能与血管活性物质诱导的血小板活化/聚集增强有关（42,43）。PFO封堵或通过减少此类物质的反常栓塞而改善症状，但PCT与卵圆孔未闭封堵术后偏头痛缓解之间的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以明确。

基线CRP水平升高提示偏头痛患者存在全身性炎症状态（44）。在金属封堵器组，较低的CRP水平是术后偏头痛改善的独立预测因素，可能与减轻金属植入物相关的叠加炎症反应有关。而生物可降解封堵器因其材料特性不引发持续性炎症，故CRP水平对其疗效无预测价值。

5 文献局限性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纳入的样本量较小，随访时间较短，因此无法明确卵圆孔未闭封堵术对偏头痛的长期疗效，尤其是生物可降解封堵器降解后的疗效。其次，本研究中高危及复杂结构卵圆孔未闭患者相对较少，因此纳入患者的卵圆孔未闭封堵术成功率较高，且并发症较少，这可能无法推广至所有卵圆孔未闭患者，因为卵圆孔未闭封堵术的成功与否与卵圆孔未闭的解剖复杂性及其是否为高危卵圆孔未闭有关。同时，由于部分患者在术后随访过程中拒绝随访，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偏差，例如症状缓解良好的患者更不愿意复查。第三，卵圆孔未闭封堵术后患者需口服抗血小板药物不同时间，因此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对偏头痛严重程度的潜在干扰无法完全排除。本研究未纳入药物治疗对照组，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我们团队将继续关注上述不足之处，并针对样本量小的问题增加样本量。

6 结论

研究发现，卵圆孔未闭封堵术对部分偏头痛患者（尤其是那些偏头痛症状严重或静息时出现右向左分流的患者）是一种有效的治疗选择；可降解封堵器在短期内改善偏头痛症状的效果与金属封堵器相当，且可能具有更好的长期安全性前景。术前评估偏头痛的严重程度、分流特征（静息时的右向左分流）、凝血功能（血小板计数）以及炎症状态（C反应蛋白，尤其是使用金属封堵器时），有助于预测术后症状缓解的可能性。在治疗效果相当的前提下，生物可降解封堵器因为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长期安全性的优势，可能成为特定人群（如年轻患者和镍过敏患者）的更好选择。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随访期较短，这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偏差。不过，它可被视为一项设计良好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的良好起点。未来有必要开展更大规模、更长随访期的前瞻性研究，尤其是按偏头痛类型分层设计的随机对照试验，以确认可降解封堵器的疗效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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