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ICC/AHS.25 | 主编面对面：聚焦预防新模式、研究影响力与技术转化的前沿对话

面对心血管疾病负担持续加重的全球性挑战，与会专家首先围绕预防策略的未来方向展开了深入辨析，探讨的核心在于：我们应优先填补现有知识的“执行鸿沟”，还是应将更多精力投向对“未知风险”的前沿探索？

EHJ主编Filippo Crea教授首先系统地提出了预防策略应沿“两条互补战线”推进。他指出，一方面要强化对高血压、肥胖等传统危险因素的管控，另一方面必须开始着手解决占另外50%风险的“残余风险”，他明确列举了包括环境污染（空气、噪声、光污染）、抑郁等社会心理因素及各类感染。他认为未来的风险预测需更好地利用影像学，并将“疫苗接种”视为心血管预防的新形式。然而，JACC主编Harlan M. Krumholz教授则提出了一个更为紧迫的、发人深省的观点，即当前最大的挑战是“执行鸿沟”。他以中国的STEP和ESPRIT等研究为例，证明简单的干预措施即可取得巨大成功，并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连几十年来已知行之有效的知识都无法有效应用，我们甚至不配拥有新的药物和设备。”他发起了“零可预防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倡议，呼吁将重心转向现有知识的全面落实。

这一关于系统性问题的观点，得到了其他专家的多维度呼应。Nature Reviews Cardiology主编Gregory Lim博士从宏观层面指出，当前的医疗体系是为“治疗疾病”而构建的，若要有效预防，必须进行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变革。The Lancet的Flávia Geraldes博士则从临床视角出发，倡导将关注点从下游的“缺血事件”前移至上游的“动脉粥样硬化”阶段。BMJ Heart主编Kazem Rahimi教授强调了高质量研究对政策的驱动作用，而Circulation副主编Gabriele Schiattarella教授则提醒应将视野拓宽至心、肾、肝等多器官的整体健康。来自中国的专家则为这场全球性对话注入了关键的本土视角。李悦教授明确指出，中国人口中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已接近50%，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严峻健康问题，探索和验证适合中国饮食文化的新型健康膳食模式，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科研产出日益丰富的时代，如何定义并实现一项研究的真正“影响力”，成为本节讨论的焦点。专家们从研究的终极目标、对中国科研力量的观察、老龄化等新挑战以及方法学创新等多个层面，对未来临床研究的价值导向与实践路径进行了全面阐述。

Krumholz教授首先为“影响力”设定了崇高的目标，即“为改善他人的生命而追求卓越”，并肯定中国已是世界医学知识生产的“巨大引擎”。Filippo Crea教授则以详实的数据佐证了这一点，指出中国是向EHJ投稿量最大的国家，尤其是在高质量的转化医学研究领域表现突出。同时，他也指出来自中国的大型临床试验，特别是纳入了“患者报告结局（PROs）”的研究，是国际学界未来的重要期待。Flávia Geraldes博士强烈呼应了PROs的重要性，她以肿瘤学为参照，说明关注患者生活质量应成为心脏病学研究的核心标准之一，并强调设计严谨的“阴性结果”研究同样能产生巨大影响力。唐熠达教授从研究者的角度表达了观点，他认为研究价值在于提出并解决源自临床的真问题，并采用高质量的研究方法获得可信的结果，而并非局限于某种特定的研究类型（如RCT）。

随着讨论深入，老龄化社会的科研挑战成为焦点，专家们探讨了针对超高龄、多病共存患者的证据空白，以及痴呆作为心血管疾病的研究方向。面对这些复杂挑战，Krumholz教授提出了在日常临床中嵌入随机化（如A/B测试）的创新方法学，以期将临床实践转变为一个持续生成证据的学习体系。张运院士则从本土视角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研究方向，他指出，中国人群在疾病谱、药物代谢等方面与西方人群存在差异，因此，开展针对中国人群的大规模、高质量临床研究，以验证或调整现有指南，对于指导中国的临床实践至关重要，这也是国际期刊应当重视的方向。Kazem Rahimi教授对此表示，伟大的研究问题往往源于对本地临床需求的深刻洞察，鼓励中国学者深入挖掘本土数据和临床现象。

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为心血管诊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对传统的评估与转化体系提出了挑战。本节研讨的核心便在于如何在拥抱技术变革的巨大潜能与坚守以患者为中心、以严谨证据为基础的医学核心原则之间，找到一条审慎而高效的平衡路径。

Krumholz教授以ChatGPT为例，阐述了技术变革的惊人速度，并强调学术期刊必须在快速传播与严格审核之间履行好“守门人”的职责。与会主编普遍认为，所有创新，无论是AI还是新型器械，都必须遵循与药物同样严谨的循证路径。Kazem Rahimi教授引用数据指出，目前绝大多数心血管AI工具尚未经过对其临床决策影响的严格评估，这是其转化应用的关键瓶颈。Gregory Lim博士补充，标准化的培训体系和成熟的实施科学是任何新技术从“样品”到“常规”的必经之路。

讨论在中国专家的提问下进入高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陈茂教授等专家提出，针对中国人群高发的二叶式主动脉瓣狭窄等疾病的创新器械，在国际发表时常被质疑“普适性”。对此，多位主编给予了明确而有力的回应。Krumholz教授透露JACC即将发表一项中国本土企业的PFA导管研究，并强调：“科学质量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一项针对14亿人口的研究本身就具有足够的重要性。” Geraldes博士也指出，学界应对所有地域的研究秉持同一标准，不应存在双重标准。在讨论的最后，张运院士就中医药的科学化研究发出了激情澎湃的呼吁，他认为中医药几千年的实践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宏观终点证据。对此，Gregory Lim博士回应，《自然综述：心脏病学》对此持开放态度并已规划相关专题，但前提是必须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等公认的科学标准进行严格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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