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ICC/AHS.25 | 肥胖论坛-从战略到临床：中国肥胖防控的"全民战争"正式打响

西安交通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长王友发教授用一组数据开场：到2035年，全球范围内成年人当中肥胖超重率将达到51%；到2030年，中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将突破65.3%，直接医疗费用突破6180亿元，占医疗总费用的22%。王友发教授表示：“肥胖不是简单的体型问题，而是威胁全民健康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议题。”

面对这一挑战，我国启动为期三年的“健康体重管理年”；《柳叶刀》首次以三篇中文论文形式发布中国肥胖专辑；王友发教授牵头发布《中国肥胖预防控制蓝皮书》等六部国家级指南，创建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并作为我国唯一代表加入世界肥胖联盟；连续五年发起“3月4日世界肥胖日·中国在行动”……一系列标志性事件都意味着，肥胖防控已正式写入“健康中国”核心议程。

王友发教授呼吁，我国需以肥胖防控为支点，强化跨部门协作，完善学校、社区、职场环境政策，推动体育与医疗融合，建立肥胖诊疗标准化体系，并利用智慧医疗技术提升干预效率，为遏制慢性病上升趋势提供中国方案。

北京协和医院陈伟教授在会上分享了2024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的核心内容。陈伟教授指出，肥胖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更是需要医院层面个体化干预的慢性疾病。为此，国家卫健委联合共16个部委启动“体重管理年”，首次将肥胖明确定义为“肥胖症”，强调其需长期、规范化管理。指南基于中国人群数据，采用本土BMI标准，并将肥胖症分为轻、中、重、极重四级，同时引入国际认可的EOSS分期，精准区分“临床前期”和“临床期”，以实现医保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先干预已出现健康损害的患者。

指南强调，肥胖症的管理应以代谢改善为核心目标，而非单纯减重。为此，建立了涵盖病史、心理、体脂、合并症等八个维度的评估体系，并制定阶梯式治疗路径：所有患者首先接受营养、运动和心理干预，仅当BMI≥32.5或合并严重代谢疾病时，才优先考虑药物或手术治疗。此外，指南整合了药物、器械、代谢手术及中医药等多种手段，明确适应证，避免过度医疗。最终目标是依托“健康体重管理门诊”，由多学科团队协同管理，推动医患共同决策，将肥胖症纳入慢病医保体系，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健康体重管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祝烨教授从临床视角，分享了“心肾结局获益”导向的肥胖管理。2024国家卫健委指南显示：中国男性超重率高于女性且高峰更早，北方重于南方，低GDP地区反而更高，教育程度与体重呈性别差异反差。祝烨教授强调BMI虽简便，但须结合腰围（男≥90 cm、女≥85 cm）识别腹型肥胖。

2023 AHA首次提出“CKM综合征”概念，将肥胖列为1期始动因素，提示需多学科干预。生活方式“管住嘴、迈开腿”是基础，但肌肉流失不可避免；药物层面，GLP-1RA司美格鲁肽在SELECT、ESSENCE、FLOW、SUSTAIN-6等系列研究中，分别使非糖尿病肥胖者MACE降20%、全因死亡降19%，MASLD肝酶与纤维化指标显著改善，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主要终点降24%、死亡再降20%，并呈eGFR保护。口服制剂PIONEER-6与SOUL研究亦证实14%的MACE降幅。

祝烨教授表示：肥胖属慢性复发性疾病，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需以患者为中心整合营养、运动、心理及新药（GLP-1RA）才可同步实现减重与心-肾-代谢全程获益。

北京大学黄涛教授首先介绍了他们团队正在推进的一项国家级体重管理与运动干预项目，背景源于“体医融合”政策落地难的问题。他指出，肥胖防控不能仅依赖大型医院，真正的“主战场”应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最前沿，也是家庭医生签约和慢病管理的核心阵地。

为了支撑这项约全国1.5万人的干预研究，团队在第一年投入大量精力建设信息化系统，开发了三套关键平台：一是面向受试者的APP；二是供社区医生使用的临床系统；三是数据驾驶舱，实现宏观管理。项目借助优质社区中心，逐步建立起第一批样板点。随着烟台、定州等地取得良好成效，后续分中心的建立逐渐从“主动推销”转为“同行邀请”，目前全国已建成42个分中心，计划最终超过50个。

黄涛教授特别强调，肥胖防控不能仅靠临床和公共卫生医师的“情怀”支撑，必须引入体育部门和社会资本。他提出“医防体融合”理念：临床医生负责诊断和处方，公共卫生人员负责组织管理，体育部门提供专业运动指导，社会力量参与运营，实现多方协同。项目还在胜利油田等大型企业中进行复制，覆盖10万员工，建立62个健康驿站，重点管理体重和血压。黄涛教授表示，未来希望将这一模式推广至更多企业和社区，真正实现以体重管理为抓手的慢病防控体系。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潘安教授首先强调，儿童肥胖问题不容忽视。目前我国7至18岁儿童的超重肥胖率已达23.4%，部分地区如山东甚至高达38.9%。更令人担忧的是，从2025年起，农村地区儿童的超重肥胖率将首次超过城市，出现“城乡逆转”。这对医疗资源本就匮乏的农村构成了巨大挑战。

接着，潘安教授抛出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肥胖到底是不是一种疾病？”他指出，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对肥胖的定义仅强调“脂肪过度堆积”，并未涉及机体结构和功能的异常，也未明确其是否具备疾病的典型特征。这种模糊定义导致公众、专家乃至政策制定者之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为此，柳叶刀杂志于2024年1月发布了新的肥胖分类标准，提出“临床肥胖症（clinical obesity）”这一新概念。该标准明确指出，只有当体脂过多已经导致器官功能损害，并出现可记录的体征和症状时，才能被定义为“临床肥胖症”。而仅有体脂过多但尚未出现功能异常者，则归为“临床肥胖前期”。

潘安教授介绍，其研究团队基于中国、英国、美国和西班牙的四大人群队列数据，发现“临床肥胖前期”在肥胖人群中占比高达24%至40%，而“临床肥胖症”占比为20%至30%。更关键的是，前者在10年内发展为后者的比例仅为10%至25%，说明大多数“前期”人群在较长时间内仍保持稳定状态。这一新分类的意义在于帮助医疗资源更精准地聚焦真正需要干预的人群，尤其是在药物和手术费用高昂的背景下，避免医保资源被过度消耗。潘安教授也坦言，仅靠“体重管理年”这类宣传可能难以扭转肥胖率上升的趋势，真正有效的改变还需政策、环境和社会多部门协同推进。

本次肥胖论坛发出了一个明确而紧迫的宣言：在“体重管理年”的号角下，对肥胖的“放任”时代必须终结。传统“少吃多动”的单一模式远未满足临床需求，但以GLP-1RA为代表、兼具心肾硬终点获益的新一代疗法，正为精准减重孕育巨大希望。肥胖管理必须从“看体重”走向“管结局”，从“单学科”走向“医-防-体融合”，从“个人自愿”走向全民风险管理，让“体重”不再成为国人健康与医疗体系的不可承受之重。